孙吴时期无“僧人”称谓

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陆续公布，不仅为孙吴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也为孙吴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。在研究过程中，出现一些不同观点，应该说非常正常。但探讨问题，解决问题，都必须谨遵前贤提出的以“纸上之材料”（传世文献）与“地下之新材料”（出土文献）互为证据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否则，就成为臆断、臆测，其学术价值必然会受到影响。我准备就几个问题，谈谈我的观点。在此，先谈孙吴时期无“僧人”称谓。

我在参加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整理时，对高昌的佛教曾经作过一些研究。后来参加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的整理，有些佛教界的朋友就托我代为留意其中关于佛教的资料。但很遗憾，至今未见。

走马楼简牍中有一件木牍，记嘉禾某年入仓米帐，中有一句，原释为“其二百卅二斛二（一）斗一升八亿税米”。但最后四字释文，特别是其中“亿”字，由于图版模糊，大家意见不一。有的研究者释为“八备钱米”。此语虽甚费解，但仅属释文问题，影响不大。胡平生先生释为“八僧人钱米”，并称：“此十五字或可视为关于孙吴地区佛教活动的最早的出土文献资料。”又经过换算，认为这是“很重的负担”。并据此断言：“看来，孙吴当局对佛教并没有实行多少优待的政策。”（胡平生《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》〈一〉，《光明日报》2000年3月31日“历史周刊”）这就使问题变得严重了。但孙吴时期绝无“僧人”称谓，此处释文也肯定有误。

如所周知，佛教传入我国，有一个汉化过程。我曾对佛教梵宇由“祠”向“寺”的演变进行过探讨，认为佛教梵宇改“祠”为“寺”大约在西晋至南北朝前期（《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》，《学林漫录》第11集，1985年）。佛教信徒出现“僧人”称谓，时代大致相同。但探讨这一问题，也并非易事，至少必须把握一点，即：引用传世文献，需要排除后人“以今例古”的材料。譬如：关于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境内大建梵宇的记载很多，西晋陈寿撰《吴志·刘繇传》说“大起浮图祠”，南朝宋范晔撰《后汉书·陶谦传》谓“大起浮屠寺”，南朝梁释僧《弘明集·正诬论》则称“大起佛寺”。显然，称“祠”正确，称“寺”系后人，“以今例古”所妄改。把握了这一点，才能正式探讨汉晋之际佛教信徒的实际称谓问题。

按：传世文献记佛教信徒称谓，最早似为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。该传记永平八年（65年）明帝诏有“桑门”一词，注云：“桑门即沙门。”汉晋时期，佛教圈内，称高僧为“菩萨”，一般僧人为“沙门”，较为普遍。如《出三藏记集》载东汉至西晋的各类“经记”，只有“菩萨”和“沙门”称谓。民间则统称佛教信徒为“道人”。如《吴志·孙琳传》称琳“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”。《世说新语》称两晋高僧均为“道人”。传世文献始称佛教信徒为“僧”，似为《出三藏记集》所载前秦建元廿一年（385年）《僧伽罗刹集经后记》，其中有“比丘僧”，但又有“沙门”、“敦煌道人”、“凉州道人”。传世文献完全以“僧”取代“道人”，时间应该更晚。

出土文献情况大致相同。吐鲁番出土西晋元康六年（296年）《诸佛要集经题记》有“月支菩萨法护”、“弟子沙门法首”，北凉神玺三年（399）年《贤劫千佛品经题记》称“道人宝贤于高昌写”，《北凉真兴（424～425年）某年道人德受辞》末有“道人德受”署名。出土文献始称佛教信徒为“僧”，似为S．797号西凉建初二年（406年）《十诵比丘戒本题记》，其中有“和上（尚）僧法性”。“僧”与“道人”的称谓，也有一个并行阶段。

综上考证，可以断定：前文所说孙吴时期无“僧人”称谓，是能够成立的。前引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说楚王英“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”，将“黄老”与“浮屠”并列。明帝诏称：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斋三月，与神为誓。”汤用彤先生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说：“明帝诏书中称‘仁祠’，言‘与神为誓’，可证佛教当时只为祠祀之一种。楚王英交通方土，造作图谶，则佛教祠祀亦仅为方术之一。盖在当时国中人士，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，而羼以神仙道术之言。教旨在精灵不灭，斋谶则法祠祀。浮屠、方士，本为一气。”这也是民间将佛教信徒等同方士，而称之为“道人”的主要原因。据此，亦可断定：孙吴之初，长沙民间也绝不可能称佛教信徒为“僧人”。